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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业态下法律问题探究

近年来,金融新业态下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其中与民间金融、第三方支付以及交易市场相关的金融风险日益突出。日前,在由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与上海市法学会青年法学沙龙共同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承办的第12届“上海高校经济法·商法研究生学术沙龙”上,与会专家分别就三个热点话题———“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与促进”、“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问题研究”、“创新型交易市场制度初探”,展开了热烈讨论。

促进民间金融发展近年来,民间金融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然而,由于民间金融暗藏着各类法律风险,如何更好地推进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成为本次沙龙的热议话题之一。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理事江翔宇博士对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对于民间金融进行明确定位。最近人民银行公开表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有自由借贷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受法律保护。此外,最高院也发出通知,专门谈到了民间借贷的积极意义,同时出台了些突破性的意见,比如说提出企业之间的拆借应该是可以探索的,应当得到鼓励的,这是一个新的提法,相对于以往虽然没有从法律法规上作出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理念上已经转变了,以后可能会更加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第二,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公权力的介入,这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复杂化。有媒体报道,吴英案背后涉及到公务员放贷,这在法律上是严格禁止的。第三,要充分运用各种创新,鼓励各种融资方式,如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设立风险基金以及发行各类债券等。”

针对目前民间融资较为混乱的现状,上海大学法学院陈剑平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建议融资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该在央行登记,有利于央行对经济的整体运行进行监管。第二,建立一个政策性银行或是一个稳定的基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由此建立一套满足多层次需求的金融体系。

而针对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部杨德森博士认为,“要改善这种情况,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首先,应肯定民众的资金支配权,防止以合法之名行非法高利贷之实。针对单位内部的集资行为,不宜认定属于非法集资的范畴。对民间借贷,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疏导,但是如果是非法行为,应该大力打击。目前,建议成立一个民间借贷的服务中心,来协调民间借贷出现的问题。”

华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杨忠孝教授也赞成“疏堵结合”。他认为,“对于地下金融,单靠单纯的金融监管不足以实现。不能一味地加以限制、禁止,而是应该认真地去引导它。在民间借贷中,我们要坚持三个底线:第一、不能用非法、暴力的方法催债;第二,不能是非法集资,这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金融形态;第三,不能放高利贷。”

解决第三方支付法律争议201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支付机构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其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所得的10%。这也意味着90%的利息将归第三方支付企业所有。

在本次沙龙上,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对利息归属作了深入分析,“第一,当客户的资金存入支付企业中,并不是为了存款,而是进行支付,或是开个账户是为了收钱。也就是说,用户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并非以获得利息为目的,而是要进行支付或者收款的信息服务。第二,当客户在支付企业开设了一个账户进行支付时,资金会在账户中停留一段时间。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账户上永远有一笔沉淀资金,但这是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常的利益诉求。第三,第三方支付企业应有合法的利益渠道。不过,对于支付清算的时间应该进行政策规范,以即时结清为主,延时结算为辅。”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上海灜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会平对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的运用进行了反思。他认为,“2011年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紧缩,不少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即便如此,电子商务中小企业不仅没有资金流入,单个企业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注册账户中的周转资金通过‘化零为整’形成的沉淀资金反而通过银行信贷流向大型企业。对此,国家需要对第三方支付企业进行重新定位,进一步发展其信用中介的功能,利用自由资金和沉淀资金为交易双方提供融资服务,这应是我国第三方支付企业沉淀资金运用的发展方向。”

而对于如何保障客户权利,上海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邓荣成表示,“可借鉴了传统交易中消费者的相关权利:第一,知情权,比如获悉第三方支付主体资格以及相关信息,获悉与第三方支付主体的代理流程,获悉第三方支付主体的风险信息,获悉第三方支付主体的服务收费信息和沉淀资金的利息归属情况。第二,保护客户的隐私权,主要是保护客户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等。第三,保护客户的支付安全权,并对客户面临相关风险时的责任分担作出明确的规定。第四,保障客户获得赔偿权利。”

探索创新型交易市场制度2011年11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38号文)的发布,开启了交易所清理整顿大幕。会上,光大证券法律部总经理助理胡茂刚博士对此评论道,“国务院38号文直接认定,类似文交所性质的交易所开展了变相期货或者非法期货。今后,对交易所应定位于‘回归现货本位’。而交易所成立的宗旨是满足一方参与者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尽量避免不具备行业背景的企业入市。”

其实,任何金融产品的创新,在其发展初期都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产生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在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中存在。同济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王然分析道,“第一,文交所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现有的交易所分为场内交易所和场外交易所,场内交易所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这些交易所法律地位由《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确定。而大宗商品交易所和文化产权交易所属于场外交易所,但是这些交易所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二,文交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不明确。现有的近30家交易所根据他们官方网站记载,都是采取公司制并规定其为非营利的机构,这一规定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在其组织形式上,与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会员制相比,文交所是非会员制,投资者直接进入文交所进行交易,文交所承担了交易所和券商的双重职能,这会造成各方责任不清等问题。此外,文交所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不明确、交易标的性质不清、法律责任不清、投资者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文交所不受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等问题。”

面对诸多法律问题,如何看待这些创新型交易市场发展?中海信托副总裁、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胡旭鹏认为,“如今,创新型交易场所发展很快,如艺术品交易、碳排放权、金属等这些另类或者专属的投资品交易场所。这些场所对于提高经济的繁荣程度、丰富我们整个金融产品的层次,甚至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诸如交易品的市值严重脱离了其价值、欺诈、股东亲自参与交易、卷款逃跑等现象。依据国务院38号文,我觉得要清理的是非法证券、非法期货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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